太原古交市东曲街道郭青梅调解工作室：三十年司法经验织就社区和谐网

“郭主任，您可一定得帮我们说说理。”古交市东曲街道郭青梅调解工作室里，王女士攥着郭青梅的手反复叮嘱。这样的场景，每周都在这间不大的工作室上演。谁能想到，这位被居民当作“主心骨”的邻家大姐，曾是古交市人民法院里身着法袍、手敲法槌的“铁面判官”。

1965年出生的郭青梅，是有着30余年司法生涯的中共党员。退休后，她没有选择安逸的晚年生活，而是带着“退休不褪色，离岗不离党”的信念，在市司法局支持下创办了调解工作室。如今，工作室墙上的锦旗密得像“荣誉窗帘”，“化解矛盾能手”“情系百姓”等字样，见证着她从“法律殿堂”走向“人间烟火”的转型——她揣着薄荷糖调解纠纷，用家常话解读法条，累计化解100多起矛盾，让社区调解室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“鲜活样板”。

“法官用法律定是非，调解员用人情解心结。”这是郭青梅对这两种角色的深刻感悟。从庄严肃穆的法庭到充满烟火气的社区，她面临的不仅是工作场景的转变，更是思维模式与工作方法的重塑。

在法院时，她是居中裁决的法官：身着法袍、手持法槌，严格遵循诉讼程序，依据法条作出具有强制力的判决。当事人敬畏的，是她身上的司法权威；案件的终点，是“谁对谁错”的明确结论。但到了社区，她成了一名“协调者”，口袋里的薄荷糖是她的“常备工具”——遇到情绪激动的居民，递上一颗糖，等对方火气渐消，再耐心听诉求、捋矛盾。

转型初期，最大的挑战是“忍住不裁判”。一次调解婆媳矛盾，郭青梅下意识想依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划分责任，刚说“儿媳应多体谅老人”，儿媳当场红了眼：“您没听过我的难处，就说我不对！”这次碰壁让她猛然醒悟：社区纠纷没有绝对的“对错”，只有未被看见的“情绪”与“需求”。后来再处理类似案件，她先当“倾听者”：听婆婆说“担心儿子受委屈”，听儿媳说“怕自己的付出不被认可”，等双方把心里话倒完，再引导彼此换位思考，而非急于下结论。

另一个难题，是从“法律至上”到“情理法融合”的适应。面对邻里因漏水引发争执，她不仅要讲清民法典中“相邻权”的规定，还要顾及老邻居几十年的情分；处理夫妻家务矛盾，不能只谈“公平”，更要体谅双方的压力与委屈。

“法官的权威靠法条，调解员的权威靠信任。”如今，居民愿意把家长里短告诉她，正是因为她放下了“裁判者”的架子，用共情走进了大家心里。

“很多矛盾僵住，不是利益谈不拢，而是双方‘各说各的话’。”在多年调解实践中，郭青梅摸索出两个“法宝角色”——“翻译官”与“账房先生”，前者帮双方“听懂彼此”，后者帮大家“算清得失”，让对立的僵局变成理性沟通的契机。

去年，某小区物业与业主的矛盾闹到了“断水断电”的边缘：业主因楼道灯坏了半年、绿化杂草丛生，集体拒交物业费；物业则诉苦收费率不到40%，连电梯维保费都凑不齐。郭青梅得知后，揣着笔记本扎进小区，先当“调研员”：挨家挨户敲门，记下业主的不满——“3单元灯坏了，老人晚上不敢出门”“楼下垃圾没人清，夏天全是味儿”；再找物业负责人谈心，摸清他们的难处——“没钱雇维修师傅，只能先停服务”。

随后，她把双方请进工作室开“吐槽大会”，自己化身“翻译官”。面对业主对“物业不作为”的愤怒，她转化为“大家希望尽快修复公共设施，让居住环境变好”；听到物业“没钱没法干活”的抱怨，她解读为“物业需要稳定收费，才能保障服务质量”。她过滤掉话语中的情绪，精准捕捉背后的需求，让原本对立的双方突然发现：“我们的目标其实一样，都是为了小区好。”

情绪缓和后，郭青梅又切换成“账房先生”，拿出纸笔当场算细账：将物业费按项目拆分列支，用数据说明收费与服务质量的关联，制订出双方接受的阶梯式解决方案。经7次“吐槽大会”的耐心协调，她推动签订了整改承诺书，明确维修时限与交费安排。如今再路过该小区，业主见了物业保安会笑着打招呼，曾经的“仇人”变成了“队友”。

“调解特殊群体案件，光有法律知识不够，还得有‘同理心’和‘行动力’——要让他们敢开口，更要帮他们把事办成。”这是郭青梅处理农民工讨薪、独居老人维权等案件时的准则。在她看来，法律是底线，而“人情温度”是让特殊群体有底气的关键。

去年腊月廿三，12名农民工裹着沾满水泥灰的外套，揣着皱巴巴的工牌，在工作室门口搓手徘徊。领头的王师傅红着眼圈：“郭主任，老板欠了我们半年工资，躲了快两个月了，孩子等着学费，老家父母还盼着我们带钱回去过年……”郭青梅当即拍桌：“走，咱们找他去！”

零下10摄氏度的天气，郭青梅跟着农民工在工地、出租屋附近蹲守。白天，他们顶着冷风打听消息。晚上，郭青梅回到工作室，梳理“恶意欠薪”的法律后果——不仅要足额付薪，还要加付50%至100%的赔偿金；列入失信名单后，老板出行、贷款、子女考公都会受影响；情节严重的，还可能构成犯罪。

第三天傍晚，终于打听到老板躲在郊区亲戚家。推门进去时，老板正嗑着瓜子看电视，见到讨薪的人，起初还想耍赖：“没钱，你们爱去哪告去哪告！”郭青梅没发火，自己坐下抛出“三连问”：“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看过吗？恶意欠薪要上失信名单知道不？你家孩子要是没钱上学啥滋味？”

见老板脸色凝重，郭青梅又换“人情角度”：“还有几天就过年了，这些师傅却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。你也是当爹的人，要是你孩子在外打工拿不到钱，你心里啥滋味？”老板最终松口：“我现在就凑钱。”腊月廿八，王师傅带着农民工：“谢谢郭主任，钱拿到了，我们能回家过年了。”

除了讨薪，郭青梅还常帮独居老人、残疾人维权。她帮老人读合同、写材料，陪残疾人去相关部门办事，甚至自掏腰包给困难居民买生活用品。“这些事看着小，对他们却是天大的事。”郭青梅说。

“你看这些锦旗，每一面都藏着居民的心事。”郭青梅指着工作室墙上的“荣誉窗帘”，眼里满是暖意。对她而言，这些锦旗不是装饰，而是“他们把难事儿交过来，我就得扛住”的责任。

如今，郭青梅的手机24小时开机，微信好友里一半是社区居民——有人凌晨发来消息问“家里漏水该找谁说”，有人周末约她“唠矛盾”，她从不嫌麻烦。除了调解，她还免费开设法治讲座、提供心理咨询，把法律知识揉进“家常话”。

“退休不褪色，把法律的温度带到社区角落，用耐心搭起‘沟通桥’，让纠纷化解在最贴近生活的地方。”这是郭青梅对自己新事业的定义。从法袍加身的法官，到揣着薄荷糖的调解员，她用30年法律经验，在社区织就了一张“法治和谐网”——一边连着法律的刚性，一边连着人情的温度，让基层矛盾在源头化解，让法治精神在“人间烟火”中落地生根。

郭青梅的故事，不仅展现了一位退休法官的退而不休、余热生辉，还是基层法治建设的生动写照。在她的“调解样板”里，法治不再是冰冷的法条，而是能解决“家长里短”的温暖力量；不再是遥远的判决，而是能化解“邻里矛盾”的务实方案。